近日，第十一届中华思想史高峰论坛在滨海新区举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无神论学会等30余家单位的近7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并提交论文40余篇。本报将部分专家观点摘要整理，与读者共享此次思想文化盛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形态、社会生活、内外关系都开始并持续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中华思想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创新、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时期中华现代思想史的发展深刻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当今时代和中国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持续推动中华思想的发展、繁荣和创新，才能始终赋予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全面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要坚持中国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领导，中国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要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要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要坚持自信自立。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要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思想的先导，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不断开创中华思想发展的新境界。

  要坚持系统观念。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繁荣的方针。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科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要坚持胸怀天下。中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要拓展世界眼光，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样化景观。中国和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及儒家人文精神的同时，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对此，习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前提条件便是开发民间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资源中蕴藏的基本价值观，这是最核心的本质内容。

  其一，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不仅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而且已经成为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全球伦理，体现的人文关怀与人道原则已被世界公认，是可以与世界其他文明相通对话的核心理念。

  其二，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永恒魅力。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这一溶化在中国人民血脉之中的和平思想，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和人民是一致的，也是与世界上几大文明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追求。

  其三，中华民族“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的价值观，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需要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吸收借鉴中外优秀文化成果和经验教训，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努力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其四，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既是基本的道德准则，也是基本的价值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诚信”可以说是立国之本。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在国际社会，“诚信”价值观是建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良性合作的国际关系新格局的道德杠杆。

  其五，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在要求个人首先要服从社会、服从国家的同时，也强调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重要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墨家都有关于独立人格尊严的丰富思想资源，可以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也可以与西方的人格理论相映互补。

  其六，以义为先、弘义融利、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义利观，中国在处理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国际问题时，追求的是世界大义与世界大利的和谐统一，既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崇尚道德、秉持道义、主张公道、伸张正义，义在利先、利在义后的价值观念。

  其七，面对世界上诸多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或人类面临的共同难点问题，中国古老智慧“和而不同”有了新拓展——不仅要“求同存异”也要“聚同化异”。中国日益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以中国智慧来处理“同”“异”与“和”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使双方实现和谐发展。

  其八，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新表达。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争端，在面对同和异、利和义的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有效地回击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文化渗透，为处理国际关系贡献出中国智慧。

  陈建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副研究员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多次就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指引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新时代新征程，要科学总结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经验，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根本在于习领航掌舵，在于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新时代新征程，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奋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指导思想。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要深刻理解习关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将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引和精神动力。

  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不动摇，始终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慢慢地增加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管理，大力加强意识形态人才队伍建设，真正把政治上过硬、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用到管思想、把方向的重要岗位上，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当前，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对意识形态工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互联网对我们党执政的考验、对国家事业发展的影响都将是长期的。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把做好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引导广大网民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凝聚起亿万网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而尖锐，其中既有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外来风险，也有国内各种社会思潮等对主流价值观冲击的内在风险。我们要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重视社会思想动态和社会舆情动态，构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长效预警机制，逐步提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能力，既要在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又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良好氛围，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主导权。

  每个历史时代都有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是需要人们予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构成了该时代的思想主题。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引起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如何取得抗战的胜利，如何在抗战过程中实行民主并保障抗战到底。抗日与民主，成为战时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关注的核心问题。主导这一段时期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势力，是执政的中国、革命的中国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党派。中国各派势力围绕着抗日与民主这两大时代主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系统的战时政治思想。他们围绕着这两大问题的运思及其态度，直接决定了民心向背及其成败得失。

  “抗日”问题是抗战时期最核心的时代主题。抗战初期，联共抗日，顺应了时代大潮和民心民意，得到了中国、中间党派和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消极抗日、积极，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中国及进步势力上，不仅引起中国和中间党派的和批评，而且逐渐丧失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急剧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高举“抗日”旗帜，提出了全面抗战纲领，形成了系统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抗日持久战思想、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思想和动员与武装民众思想，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中国在全面抗战思想指导下，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故赢得了民心，得到广大民众和中间党派的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在日本全面侵入中国国土、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形势下，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第一个任务，无疑是全力抗击日本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但怎么样才可以有效地把全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同心协力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抗日要不要实行民主？抗日与民主有着怎样的关联？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给予截然不同的思想回应。

  在民主问题上，顽固坚持，逐渐丧失了民众支持。中国认识到全民族抗战的根本在于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动员民众的要领在于激发民众在战争中的主动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故坚定地主张，民族主义的实现有赖于民主主义的发挥。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实现全体人民的政治参与，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因此，中国把实现民主政治作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手段加以强调，并形成了“抗日与民主不可分离”思想，积极倡导并践行民主，实行新民主主义，不仅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中间党派的支持。

  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为代表的中间党派，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重要政治势力。他们面向历史发展的主流，顺应了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纷纷主张抗日救国。但因其自身的分散性及软弱性，力量弱小而不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故其主张难以产生太大实际影响。但他们坚决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发起了两次民主运动，故得到了部分民众的同情和支持，政治力量迅猛壮大。

  由此可见，对战时中国时代主题的不同思想回应，影响着民心之向背与政治力量之消长。在抗战中后期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迅速下降、中国和中间党派力量迅速壮大，就是最好的证明。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争取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篇章，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高高矗立着的历史丰碑，它使我们伟大的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刻”屹立不倒，并成为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民族复兴思潮与民族解放洪流。在抗日战争时期，各个政党、各界民众、各个民族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诉求做了近代以来最普遍、最清晰、最明确的表达，发展成了上下联动、覆盖全民、知行一体的广泛社会思潮，充足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经过十四年抗战，中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推进民族复兴上取得了至为显著、影响巨大的辉煌业绩；中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并经过民族解放与自我革命的淬炼锻造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主性进程，探索了“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复兴之路”，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使民族复兴思潮与民族解放战争相得益彰，从而有力推进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衰而复振之国运转换的关键节点。抗战期间民族复兴的基本诉求与巨大进展体现为：抗日救亡，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跻身四强，恢复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旧邦新命，恢复中华民族的青春气象；重铸国魂，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两种民族复兴史叙事与“两个中国之命运”。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转折。蒋介石乘机推出《中国之命运》，抛出了以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在领导下获得成功、抗日战争以为中流砥柱、“没有，就没有中国”为基本内容的民族复兴史叙事体系。其实质内容就是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与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思想。针对的舆论攻势及军事上发动第三次高潮的图谋，中国对蒋著《中国之命运》展开批判，建构了与版叙事体系针锋相对、符合近代民族复兴史的民族复兴叙事体系。其主要内容为：坚持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批判的“多数宗族融合而成”一个种族的主张；强调中国是全民抗战、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思想是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科学指导思想；宣示“没有就没有新中国”。

  两种民族复兴史叙事体系的争论焦点之一为“谁是抗日战争、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已被历史验证了的“中国是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话语，在抗战胜利纪念等语境中被不断延续、丰富与强化，并成为中国党史的民族复兴叙事之重要表述。

  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衰而复振转换、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的重要枢纽，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确立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节点。中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推进民族复兴上取得了至为显著、影响巨大的辉煌业绩。中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并经过民族解放与自我革命的淬炼锻造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主性进程，探索了“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复兴之路”，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并创造了政治前提：在“两个结合”中得以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争取民族解放、推进民族复兴的科学指南。 记者 范炳菲 整理